(本科985、211,硕士世界前20的背景,这些留学生开始闯荡县城)
随着就业形势变化,高学历人才开始向下流动,硕博生争夺基层岗位编制的新闻层出不穷,许多留学生也开始闯荡县城。
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,2021年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达909万,较2020年的874万毕业生增加了35万人,与此同时,2021年海归人数创历史新高,希望回国就业的留学生相比2020年增加48%,高达80万人。或主动,或被动,下沉到县城,正在成为这80万留学生中,一部分人的新选择。
破除海归光环,适应县城的工作和生活,是他们眼下要面对的难题。有落差,有危机,也有庆幸,很难说这个选择究竟算不算偏离留学时的初衷。
一位刚刚在县城私企入职的留学生说:“说不定以后我们县城的公司,也不是说进就进了。”
下沉
文静下班时,天还是大亮的,阳光洒在周围的庄稼地,显现出一片金黄。下午六点左右,厂区里已经鲜有人走动,随处可见停着的大货车。她一边走路,一边对着手机诉说第一天上班的感受:累,然后是荒凉。
2021年12月份,文静从昆士兰大学毕业,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,金融系硕士。求职了半年,她最终落脚在山东老家的县城。那是一家上千人规模的农业公司,生产饲料,也卖鸭子。作为管培生,领导安排她从基础做起,先把财务、出纳、销售内勤全熟悉一遍,最后再定岗。
回到公寓,20平米的开间里只摆着两张床,一张用来睡觉,一张放化妆镜之类的杂物,地上还有一件没拆封的矿泉水。怎么看都像个临时住所。文静把路上买的饭包套在碗上,就着剧吃。
视频日志的最后,她不忘吐槽一句:“世界上就没什么有意义的工作,也没什么有意义的人生。”
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,2021年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达909万,较2020年的874万毕业生增加了35万人,与此同时,2021年海归人数创历史新高,希望回国就业的留学生相比2020年增加48%,高达80万人。
随着大城市就业饱和,高学历人才开始向下流动,硕博生争夺基层岗位编制的新闻层出不穷,下沉到县城,也正在成为80万留学生中,一部分人的新选择。
李明的本硕都在韩国完成,三年前,他收到一家韩国企业的,年薪近20万元人民币。但从小就在体制大院长大的李明放弃了这次机会,毅然回国考公。这也是包括父母在内所有亲戚的建议。2019年底,他报考了老家山东地级市的工商管理局。
那年,整个山东省的国考报名人数是5.09万人,最高竞争比为1141:1。认真备考几个月,李明还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落榜了。随之,他又将目标转向事业编,进了周边县城的一家国企。
阿青是今年选择涌进县城的留学生之一。早上七点多,她骑上新买的电动滑板车,听着风吹衣角的“哗哗”声上班了。不忙的时候,她每天的工作内容是“推一推流程,写一写推文”。中午休息两小时,下午五点半准时下班。
偶尔,阿青会约上同事一起去附近的市场买买菜,心情好时,也去远点的花店买几支郁金香。“在这个地方,人的社交和生活都是很自然的,不用刻意去定时间。”
图|阿青和同事在池塘捞虾
阿青自认为自己是个有点理想主义的女生。无论是武汉大学的本科,还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,都选了热爱的文学专业。面临就业时,才发觉这个专业虽然应用范围很广,但技术性太弱,应聘同一个岗位竞争也变得更大了。
面试互联网大厂失败后,阿青经一位北大的学长建议,进了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旗下的子公司,主要业务是负责集团教育项目的餐饮。位置就在浙江省一个叫做诸暨的县城。
在公司里,阿青的职位是品牌宣传,妇女节那天,她策划了一个“最美食堂阿姨”活动,专门请化妆师给阿姨们化妆,然后拍照,写推文。“平时很少和一线员工,聊完之后才知道,她们太辛苦了,每天5点就到食堂,包手工包子。”
有位阿姨一开始扭扭捏捏,不好意思化妆,化到一半时,她突然哽咽起来,她告诉阿青,算上结婚,这是自己第二次化妆。
这些朴实的细节让阿青感到动容。她说,下沉到县城,进入实业,首先要破除海归、名校的光环,脚踏实地,关注人的需求比什么都重要。同时,她也享受这座县城的节奏和风景,“这里有所有宋词里描写的景色。”
求职
曾燕记得,2010年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毕业那会儿,留学生在国内还是很金贵的,回国就业的同学里,基本都去搞科研了,不是分住房,封“长江学者”称号,就是给几百万科研资金。根本不用去企业找工作。
而她,是选择留在美国的那个。十年过去,曾燕早已了有了自己的家庭,岁月静好。直到一次变故,让她有了举家回国的念头。2020年1月30号,曾燕的父亲去世了。
那时,国内疫情刚刚爆发,中美航班关闭。等待回国期间,曾燕给母亲发了这样一条微信:
妈,我又想了想,我想我还是回去吧。
人生短短几十年,我也没啥大的追求,就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,多尝试多体验一下人生,成长、成熟,好好陪伴我的家人,这就是我当下对待人生的态度,你为了我辛苦了一辈子,我想回去陪着你。
回国前,她跟国内的猎头联系,希望能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。根据她的学历和经验,猎头给出最优的建议是,去医药企业的外包数据分析公司。月薪一万出头,几乎没休息日,随时有活随时干。对方很诚恳地告诉她:“他们看不上硕士,都想要博士。”
当时,曾燕是美国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数据统计师,年薪十万美金,折合人民币约65万元,每月将近5.5万。眼看留学生的价值已今非昔比,她想,倒不如直接回老家,接手父母一手创建的香肠厂。
图|曾燕父母在老家创办的香肠厂
文静也感到回国就业的艰难。规划未来时,她笃定自己一定会去大城市,进互联网大厂,或者不错的金融公司,前途一片光明。“想法是很美好的。”
毕业半年后,她的要求变成了“能找到一份工作就行”。
2021年春招,文静信誓旦旦在校招网投递简历,每申请一个职位,就要做一遍“行测题”,顶着这个成本,她相继投了十多家公司。接下来,她便陷入漫长的等待时期。直到12月份,毕业典礼结束,同学开始收拾行李,她一份面试通知也没接到。“整个人都懵了。”
2014年,文静从山东一所普通本科大学毕业。五年来,她一直窝在老家周边的县城,在父母打工的金属加工厂干文员,经常加班。
有天夜跑,她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应该就这样混下去,下定决心出国留学。一是提升学历,寻求更好的发展,二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那段时间,她一边上班一边申请学校,等发下来,才把这件事告诉父母。
父亲的态度是反对的,“还是得进体制,没必要出国。”但最后,这个工薪阶层家庭,还是为女儿的梦想支付了70万的学费和生活费。
学成归来,文静刚好三十岁,就业的焦虑开始蔓延。“年龄卡到28”,“本科是不是985、211”,“有没有名企实习经验”,关于留学生内卷的传闻不断从脑海闪过。她曾在社交软件上看到不少留学生晒简历,本科985、211,硕士国外名校,除了履历都很优秀之外,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找不到工作。
一位小公司hr告诉文静:“这几年收到的简历质量一年比一年高了。”
被隔离的两个月,文静整天在家上网课,学习财会和证券知识,试图通过提升技能给自己增加就业机会。三月份,她迎来了第一个面试通知,来自上海一家小公司,提供的岗位是,客服。对方一听文静还在隔离,没法到上海进行线下面试,果断拒绝了。
而后,文静又尝试去考事业编,即便在山东滨州的县城,事业编的最低学历要求也卡到了研究生,同一个岗位四十多人竞争。她没挤进复试。
无奈之下,文静直接跑到大街上去看招工信息。有家金属加工厂常年招会计,她想去试试。填好简历,等了一周,没有任何消息。她给招工的负责人打电话问原因,对方说:“你学历太高了,没有合适你的岗位。”
上面够不着,下面不敢要,成了留学生最大的困境。
适应
阿青是主动下沉到县城的。
大三时期,阿青曾在某互联网大厂的手游团队短暂实习过。鉴于这段经历,在英国读完研,她又将求职目光投向游戏行业。对象依然都是大厂。
本科985、211,硕士世界前20的学历背景,并没有让她在初筛阶段淘汰。到了二面,面试官问起有关行业的专业性知识,阿青没答上来,最后,得到的反馈是“多玩点国产手游”。游戏库里躺着一百多款游戏的阿青觉得委屈,她知道面试官想听什么,“无非是如何让用户氪金,快速变现。”
回想在杭州实习的日子,每天通勤要花三个小时,频繁的加班几乎挤掉了所有个人时间,阿青不禁犹豫:“大城市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?”
毕业回国,不断传来互联网大厂裁员的消息,社会有增加了多少灵活就业人员。一位北大的学长给阿青建议,互联网大势已去,不如关注实业。他说,有不少北大的同学都去了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,领域涵盖有色金属、农业、教育、餐饮。待遇不错。
阿青发现,这个集团刚刚成立了一个子公司,急需人才,立刻投了简历。公司负责人在电话里对阿青说,如果感兴趣,可以先过来看看。接着,她就从河南商丘跑到了浙江诸暨。
这个只有2311平方公里,120多万人口的县城,在2021年全国百强县里排名14,经济总量高达1362亿元。星巴克、麦当劳、量贩KTV、私厨,一应具全。最吸引阿青的,还属典型南方小镇式的环境,11月份,这里的山坡依旧绿意盎然,空气是湿润的,偶有野猫在草丛穿梭。
阿青顺利通过了行政总监的面试。今年1月份,她正式入职,品牌宣传岗,月薪8000元。虽然跟大城市比,薪资差了一大截,但公司提供的免费公寓,还有寒暑假,都是项。
对阿青来说,去适应县城的生活和工作,几乎不需要成本。平时下班,她喜欢宅在家里,看看电影,打打游戏,没有太多社交和娱乐需求。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县城,反而清净了不少。“不用为了刻意维系关系去约酒约饭。”
图|阿青和食堂员工一起包饺子
2021年7月,曾燕租出美国奥尔巴尼的房子,一家彻底回国。因为孩子中文太差,上不了公立学校,她只好把他们送进上海的国际学校,由老公在那边全职带娃。
而她则回了东北老家,撑起家里的香肠厂。
曾燕6岁那年,正值改开热蓬勃发展时期,父亲扔下中学教师的铁饭碗,一个转身,迎着春风办起了厂。从买设备,租车间,到建自己的厂房,做品牌,至今已经经营32个年头。高中之前,曾燕一家就吃住在厂里,“我是跟这个厂子一块长起来的。”
从美国都市回到东北农村,曾燕面临的形势格外严峻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红光村,除了大片庄稼地和一片人工湖,随处可见荒废多年破败的工厂。
她走进一家曾经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肉制品加工厂,发现里面的设备早已搬空,保险柜也被撬了,只留满地碎纸,拼上一看,原来是这家厂子的组织架构图。墙上的涂鸦没有一点西海岸风格,写的是“XXX大骗子,欠工资不还”。
曾燕家的香肠厂是村里为数不多外貌整洁,且还在正常运行的企业。只是,她接手时候,厂子已经在疫情下处于连续亏损状态,资金链撑不到三个月。
她必须在三个月内,让厂子扭亏为盈。
女儿回国后,母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曾燕身上,甚至还动过让她变卖美国房产,给工厂续命的想法。“如果厂子倒了,她会觉得愧对我爸。”压力瞬间袭来。
在美国留学、生活了十几年,猛然回国,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。她不懂东北的人情世故,更不了解厂子的内部情况。有一对夫妻工人,刚入职一天就说要走,不说什么原因,问就是“家里有事”,面对这种情况,曾燕举手无措。自己专业和学历完全失去了它们的功能。
作为一名公司白领,曾燕习惯了只负责好分内工作,其余的事从不操心。“一切都很简化”。她以为,当老板就是每天坐办公室里,看看报表,见见客户。但同样办厂的闺蜜告诉她,在这边,最重要的就是接地气。
曾燕这才明白,为啥花高薪聘请的资深厂长,没事就请底下的工人吃饭。后来,她学会了给工人发大米,发卫生纸。就算在开源节流的情况下,也不耽误给员工发福利。
厂房占地5400平米,一百多个员工,加上燃气水电,每月就要消耗6万多。没有大客户,根本覆盖不了这个成本。为了应酬客户,本来戒酒一年的曾燕,又开始适应起中国的酒桌文化。“虽然销售经理能替我喝,但有时遇到大订单,还是得自己上。”尤其是在东北。
有次,因为经营分歧,曾燕和母亲在办公室大吵一架,高跟鞋也踢坏了,光着脚在地上走。那段时间,她一度陷入焦躁状态,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痛哭。母亲一看这样不行,硬是让她去青岛散散心。
飞机上,窗外白云缓慢向后移动着,曾燕不知自己能将厂子带向何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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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|罗镇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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